《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进步、缺陷与完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进步、缺陷与完善  

第一部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进步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医疗事故作为社会热点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层出不穷的医疗事故呼唤新的法律出台。2002年4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定于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而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同时废止。相对于《办法》而言，《条例》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对鉴定机关和鉴定程序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患者的权利，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完善了争议处理程序。但与此同时，《条例》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并没有达到人们对修法的期望。笔者拟结合办案实践，对《条例》的缺陷进行简要分析，恳请方家指正，并希望对《条例》今后的修订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进步    缺陷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分总则、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罚则、附则等共7章、63条。按照规定，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新条例施行时废止。有关人士介绍说，较之以往仅有29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这一新的行政法规较好地体现了程序公正和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有助于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和事故。 

    一、医疗事故范围有所扩大 

    原《办法》对医疗事故的定义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办法同时还规定“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不属于医疗事故。这种规定实质上将医疗事故限定为“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事故。换句话说，即便医疗机构严重不负责任，但如果没有造成人员伤残或者器官功能障碍，也不能说是医疗事故。打个比方说，如果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将一块纱布遗留在患者体内，只要这块纱布没有造成患者的伤残或者某个器官的功能障碍，也不属于医疗事故。再比如说，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小心在患者肚子上划上一刀，只要缝合后没有造成残废或者功能障碍，也够不上医疗事故。 

    有人指出，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将医疗事故不合理地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事实上，很多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虽然没有造成患者伤残或者明显的功能障碍，但对人体的危害也相当大。如果不将此类行为列入医疗事故范围，一方面将不利于保护患者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有放纵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不负责任之嫌。 

    有鉴于此，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显然，这一规定将医疗事故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患者人身损害”。按照这个规定，前述“纱布案”和“在肚子上不小心划一刀”的事情无疑属于医疗事故。
 
    新《条例》在扩大医疗事故范围的同时，还对事故的等级划分规定作了变更。按照旧的办法，医疗事故分为三级：病员死亡为一级，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为二级，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为三级。新条例则将事故分为四级：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为一级；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为二级；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为三级；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为四级。显然，原来为二级事故的“严重残废”被提升为一级。由于事故等级是衡量赔偿标准和确定赔偿数额最重要的依据。因此，新的事故等级划分办法实际上提高了事故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标准。 

    同时，《条例》第33条规定了6种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特殊情形，其中包括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和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事件。专家指出，由于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和天然的风险，将所有的患者死亡或者伤残的后果全部归咎于医疗机构有失偏颇。因此，新《条例》的规定，将减少患者向医疗机构无理取闹的情形，有助于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医护人员的人身权利。 

    此外，新《条例》还废除了原有办法将事故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的不合理做法。 

    二、医疗事故鉴定注重程序公正 

   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结果，是事故处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依据。以往的办法关于鉴定的规定仅为5条，新条例的相关规定则多达12条，且多数条文里都有多达6、7项的详细规定。对比新、旧规定可以看出，新条例在鉴定主体和鉴定程序上有了较为详细的合理规定，其中很多体现了“程序公正”。 

   1．《条例》将鉴定主体由过去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改为“医学会” 

    科学公正的医疗事故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关键，鉴定结论是判定是否为医疗事故及事故等级的依据。因此，负责鉴定的专家组织应当是中立的。现有78个专科分会，43万名会员的中华医学会成立于1915年，是我国医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有关人士指出，由于医学会地位的相对独立性，由它来负责医疗事故鉴定，不仅可以克服以往医疗机构实质上的“自我鉴定弊端”，还可以发挥医学会会员众多，技术权威的优势，有助于提高事故鉴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新《条例》还特别规定，涉及到病员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当有法医参加。这一规定无疑为重大医疗事故的鉴定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 
   2．新《条例》对鉴定中可能涉及公正问题的程序做了明确规定

    这些规定体现在：一是建立鉴定专家库，鉴定成员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条例还规定，专家库的成员不受地域限制。这就防止了纠纷双方利用熟人优势或者拉拢个别专家的可能性。二是规定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该是单数，实行合议制。这样能有效防止个别“权威专家”的一言堂，更具公平色彩。三是对原有《办法》的鉴定成员回避制度作了更完备的明确规定，增加了“与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应当回避的规定。
 
   3．新《条例》对患者及其家属有权要求复印病历的权利作了规定 

   病历一直是医疗纠纷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按照以往的惯例，医疗机构不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病历或者复印件，病历无一例外都被医疗机构保存。由于病历是记载病员患病情况和诊疗过程中所有详细事项的载体，如果发生医疗纠纷或者事故，病历就成了处理事故和纠纷最重要的直接证据。但是，医疗事故的受害人都是患者，当患者没有病历在手时，显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证据。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为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免除了许多举证责任，但是，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医疗机构提供了伪造的病历，由于患者在病历的制作和保存过程中无权参与，因此对病历的真伪的判断束手无策。因此，即使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疗机构仍然可能利用单独掌管病历的机会，用篡改的病历赢得官司。
 
    针对这些弊端，新《条例》一方面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患者依照前款规定要求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复印或者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时，应当有患者在场。 

   另一方面，新《条例》还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条例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此外，对于医疗机构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为患者提供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服务和以及未按照规定要求书写和妥善保管病历资料等情形，条例规定应当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这些规定无疑为患者获得病历资料，保存医疗事故证据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三、医疗事故赔偿范围扩大、标准统一 

   按照新《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的赔偿可以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处理申请，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关于赔偿的数额和标准，旧《办法》仅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对此，新《条例》第49条的规定是，“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医疗事故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分别是：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由于医疗机构不同于其他企业单位，在过去的办法下，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本级财政的压力，往往将赔偿标准规定过低，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不满。新条例通过这种详细的规定，一方面可以将各地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也以较多的赔偿项目和较高的标准保护患者权益。引人注目的是，这次的赔偿规定首先将旧办法的“补偿”换称“赔偿”，这是从法律上确定了医疗事故的“侵权性”。此外，条例明确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其中，体现了法规对个人权益的全面保护。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对医疗机构形成了压力，促使他们提高医疗质量，防止事故的发生。 

   第二部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立法缺陷 
      
   一、《条例》多处与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相衔接甚至是相冲突 

   1、《条例》规定与《刑法》相悖 

  《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接受申请鉴定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出具虚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是被有关专家及新闻媒体所称赞的优点或特点之一。从这一条内容规定本身看，确实具有一定的强有力的监督效果。但是，当我们从《刑法》角度来看此规定时，此规定就变得是那么地苍白无力。根据《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人员显然不是《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中华医学会及其各地分会作为学术性团体，仅仅是社团法人。中华医学会及其各地分会依据《条例》接受卫生行政机构指派或接受医患双方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只是一种履行被委托事项的民事法律行为。显然，《条例》第57条对所规定的行为定性错误，即使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人员从事了这样的不当行为，依法也构不成受贿罪。 

   2、《条例》规定与《民法通则》及其相关规定冲突 

   如前所述，《条例》规定了11个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在这些赔偿项目中，有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及其相关规定相悖，仍将引起巨大的争议。《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 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规定，针对精神损害问题出台了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因素中除“受诉法院所在地（一般而言，同于《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水平”外，还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五项因素。现在《条例》规定的精神抚慰金仅仅考虑了受诉法院所在地/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水平这一个因素，并且又针对造成患者死亡和残疾两种情况分别加以时间限制。这种规定不仅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原则有冲突，而且明显不合理、不公平。 

   3、《条例》遗漏了“死亡赔偿金”这一重要的赔偿项目 

   不管是什么事故造成人员死亡，都应该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重要的赔偿项目。但奇怪的是，只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重要的赔偿项目。究竟是立法的疏忽，还是部门利益的考虑所致？于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审判此类案件的依据，有些法院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依据审判此类案件，赔偿金额相差几万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二、医疗事故范围的界定存在漏洞 
  
  《条例》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扩大了权利的保护范围。《办法》和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最明显的差别是，前者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后者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医疗差错”，现在可以认定为医疗事故。这样，过去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现在可以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及因患者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依然存在漏洞。 

   笔者认为就第一种情况即患者病情异常或体质特殊来说，应属于意外事件。只要医院尽了应有的注意义务，不存在故意及过失，可以不承担责任。由于医学的发展及病人的各异性，医生不可能考虑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形。如果将这种绝对注意义务加诸于医院，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没有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医院对那些常见的特殊体质应承担注意义务。如针对青霉素过敏，如果医生没有按照规定做皮试，则显然医院应承担医疗事故责任。至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又可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由于患方原因导致不良后果，而医院能证明自己不存在过失的。这种情形下，根据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的原则，由患方承担责任是公平的。另外一种情形是医患双方都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依旧应该列入医疗事故，不过应依照混合过错的方式由医患双方共同来承担责任。即可参照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三、《条例》没有改变医疗事故鉴定缺乏公正性的问题，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仍然将不可避免 

  《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规定的修改是最大的。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为由医学会组织；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鉴定结论以专家鉴定组成员过半数通过；建立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改变鉴定机构等级，规定了鉴定的法定期限；此外还特别规定对医疗机构不提供鉴定材料导致鉴定不能进行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这些规定通过增加鉴定机构和鉴定程序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办法》中卫生部门“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游戏规则”，有助于提高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解决医疗事故鉴定缺乏公正性，以及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 

   1、即使没有部门保护，但行业保护问题仍然存在。 

   《条例》中组成“专家库”人员与现行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区别，仅仅是没有卫生行政管理干部。没有了卫生行政管理干部，并不能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因为在医疗鉴定中出现的庇护现象多数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行业保护，而非部门保护。4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人员的组成上，专家鉴定委员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并无多少本质区别。《条例》第22条规定，专家库由“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和具备其他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组成。这些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少曾担任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反观中华医学会，其43万会员中可能成为“专家库”的部分会员，大多是“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少曾担任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换言之，如果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委员由于行业保护不能依法客观、公正地从事鉴定工作，作为专家鉴定组成员就可以保证依法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这一“换汤不换药”的事实很难让人信服。 

   2、医学会并非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唯一合法机构，

    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仍然将不可避免《条例》把医疗事故的鉴定机关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转到医学会，那么法院是否有权组织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呢？      

   《条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查清事实是法院的职能，法院有权组织专家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由于《条例》并未规定医学会是本地区医疗事故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医学会就《条例》对其性质之规定而言并非法定鉴定部门，也就仅仅是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的鉴定部门之一而已。这样，在诉讼过程中，不仅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医学会之外的具有医疗事故鉴定资格的机构，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医学会之外的具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资格的其他机构。而根据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6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显然，除非具有医疗事故鉴定资格的仅仅只有医学会一家，人民法院别无选择。否则，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或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由医学会负责鉴定，人民法院就应该从医学会之外的具有医疗事故鉴定的其他机构中指定鉴定机构。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并不是法院组织鉴定的前置程序，法院既可以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不公正鉴定作出补救措施，也可以直接通过医学会直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这样，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仍然将不可避免。 

   四、《条例》在规定患者享有权利的同时，没有规定保障这些权利行使的制度 

   在医疗事故中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医院掌握全部信息，而患者对此完全没有支配权，无法掌握具体的信息。因此患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法律应予以倾斜保护。《条例》以知情权和选择权为核心，规定了患者的十二项权利。增加了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无疑，这些权利对于保障患者的实体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条例》在规定患者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规定保障患者行使权利的措施。按照法理，面对权利一方，承担义务的一方如果没有履行义务，法律将责令义务人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但正如法谚所云：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对应权利的是义务，对应义务的是责任，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权利和义务就没有强制性。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医疗机构没有履行保障患者权利而应尽的义务时，法院无法判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也就无法保障患者的权利。 

   五、《条例》的赔偿标准虽然与《办法》相比有很大提高，但是仍然不合理  
  
  《条例》明确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这一规定，使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有法可依，改变了原规定的一次性象征性赔偿办法，提高了赔偿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规定了对医疗事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比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低，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1、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额度相比，远远低于国家赔偿额度 

   如误工费赔偿，医疗事故的最高赔偿额是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降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所赔偿的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仅为6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两者相比较，差距太大，这不利于对患者的保护，有待于改进。 

   2、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对患者不公 

   对人身损害是否应分期赔偿的问题，丹宁勋爵有非常经典的论述：“我以为在确定未来的损失——未来的支出以及未来收入的损失——赔偿时，让法官预料未来三四十年的事情或猜想大概要发生什么情形，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只要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一次判给某人全部赔偿费，这类事情就是不避免的。你肯定会觉得这种判决是错误的。结果判决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总是不合适。这个问题似乎应该这样解决：不要判给总的一笔，而应有个分期赔偿的制度。而《条例》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这样能防止医疗事故久拖不决，避免患者及其家属经常来找医疗机构的麻烦，影响正常的医疗活动。这可能对受害者产生的不利影响。首先，当患者所受损害在一次性结算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而需要新的治疗费用时，医疗机构可以无须承担任何治疗费用。因医疗事故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有的是可以当时发现并给予相应的赔偿费用，但还有些是隐性的损害，其后果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如果采用一次性结算，则对于这些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现象出来的损害就无法给予补偿。其次，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完全不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现代社会的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贬值对受害者的影响极大，以损害发生时为基准时进行医疗损害赔偿费用的一次性结算因此很难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因为通货膨胀发生时，在此前一次性结算的损害赔偿费用可能连对受害人基本生活的保障都无法实现。 

   3、关于后续治疗费用的规定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 

   纵观世界各国医疗事故立法与司法实践，采用的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承担因其过失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害，从而使受害人恢复到如损害未曾发生的状态”。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医疗事故后续治疗的费用，各国大都规定应当以“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都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为依据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医疗事故后续治疗费用只是要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属于必要且适当的，就应当给予赔偿。 

   《条例》关于医疗费的计算标准中规定，“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基本医疗费用”的范围及项目的规定。根据有关人员的解释，基本医疗费用可以参照“医疗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加以确定。如果这一解释正确的话问题就产生了。一方面，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尚未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即使在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方，以医疗保险替代依据继续治疗治疗的费用也不合理。根据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单位和个人缴纳。这样后续治疗费用要么得不到保障，要么是自己和单位支付，而不是由侵权者承担，这显然不公。总的来说，《条例》对《办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也明显的带有部门立法的缺陷，并没有达到人们对十年修法的期望。《条例》现已实施六年有余，文中所列弊端显露无疑，或许还有不少缺陷尚未发现。